國內首部上映的慰安婦影片,記住「二十二」

原標題:國內首部上映的慰安婦影片,記住「二十二」

去電影院看台中商標註冊申請紀錄片可能是件挺無聊的事。

但是看過這部紀錄片的人,都說沒有後悔——《二十二》。



2015年,經過3萬多中國民眾的眾籌,《二十二》拍攝成功,終於定檔今年8月全國上映。

看這部電影,就好像在聽老奶奶台灣商標註冊們講故事。

不同的是,這些特殊的老奶奶,她們被打上一個敏感的標簽——慰安婦。

抗日戰爭期間,曾有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被強征做慰安婦。

種種原因,多年來,這是整個社會不忍去觸及的話題。

電影拍攝時,僅剩下22位存活的受害者人,也是這部電影名字的由來。



導演郭柯以近乎“寡淡”的鏡頭,緩慢地、淡然地記錄瞭22位老人的生活狀態,默默地聽她們講著當年的事情和後來的生活。

不介入、不消費,這樣的拍攝態度讓人感到欣慰。

鏡頭中的她們已是耄耋老人,但《二十二》的海報上,小朋友正描摹著一個穿著民國服的女孩兒畫像。

這樣的反差,也許在提醒我們不該忘記,這個群體,在她們最美麗、最柔弱的歲月裡,曾承背負瞭整個民族的傷痛。



電影一出,引發瞭社會討論。

有些人認為不該再去打擾奶奶們的晚年生活,觸碰她們的傷口。

但是,有些傷疤,深埋地下會比揭露出來更加疼痛。



2016年,韓國導演趙正萊也憑借眾籌拍攝瞭一部同樣題材的電影——《鬼鄉》。



這部電影題材不被看好、投資小,卻在上映後爆冷,引發瞭韓國的觀影熱潮。

票房超越瞭同期的《瘋狂動物城》、《死侍》、《倫敦陷落》等大片兒。

韓國觀眾對於這段歷史的正視和尊重讓我們尊敬。



世界上最殘酷的事,莫過於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

電影中這些青春、鮮活的少女被日軍凌虐致死,惹人淚目。



趙正萊說:“《鬼鄉》能拍出來,能上映是一個奇跡。”如今這個奇跡也在中國發生瞭。

郭柯被鬼鄉的情懷所打動。他說:“希望人們記住,曾經的慰安婦紀錄片,是中國民眾讓他走到這一步。”

隻是,面對這些真實的人和事,鏡頭變成瞭更鋒利的刀子,劃在觀眾心上。



有位老奶奶叫林愛蘭,小名阿環,被抓走的時候隻有16歲。

她還有另一個身份:紅色娘子軍。

1939年她14歲,加入瞭海南島瓊崖縱隊,曾深入到敵軍內部去偷子彈,還打死過兩個鬼子。



謝晉的電影《紅色娘子軍》,講的就是瓊崖縱隊女戰士的故事。

這是大傢熟知的影片,但偉大女兵後來的遭遇卻無人知曉。



被抓進日本軍營,阿環失去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斷瞭。

殺鬼子獲得的兩枚榮譽勛章,她始終放在身上,看得比命還重要。

郭柯說阿環性格剛強,眼神銳利,就是我們印象中的紅色娘子軍形象。



還有一位韓國老人,名叫毛銀梅。

十幾歲的時候,她被日本人騙到瞭武漢的慰安所。



她回憶起自己與媽媽分別的場面,當時媽媽和妹妹坐在火車上,她隻好在站臺奔跑著追趕……

一個少女就這樣與自己的媽媽永別。

在和平時代,大多數女孩兒在傢人的護佑下長大,我們喜歡標榜自己是小公舉,苦難離我們很遠。



所以,當我看著她們臉上深壑的皺紋,我總在想象她們年輕時的樣子。

很難想象,這些女孩兒在比我們更小的年紀,背負整個國傢的痛苦,蒙受瞭巨大的摧殘。

她們會因為恐懼臉上掛滿淚水,又在幸存的歲月裡,背著異樣的目光隱忍地活著。

郭柯在接觸這些老人之前,做瞭許多心理預判。

但他說:“這些老人身上,她們終究有一些東西是我沒想到的。”

2012年,郭柯創作瞭他的處女作——《三十二》。



同樣的,影片的名字也代表瞭2012年幸存者的數字。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這數字的縮減讓人揪心。

郭柯拍攝兩部影片的最初動因,正是影片中的這位老人——韋紹蘭。

她苦瞭一輩子,卻說:這世界真好。



1943年,日本陸軍第十一軍包圍瞭桂林。

一天,24歲的韋紹蘭背著一歲的女兒上山砍柴,不料被日本兵抓走,一路上他們邊走邊抓人。

韋紹蘭被施暴時,阿妹(方言“女兒”)就在身邊哭鬧,日本人還會偶爾給她糖吃。



韋紹蘭趁著給日本人洗衣服的機會在村頭村尾張望,找到一條能逃跑的小路。

一天夜裡,她背起阿妹,跨過睡著的日本兵,跑瞭一天一夜,半路借宿在一位老人傢,老人給瞭她和阿妹一些紅薯芋頭和稀飯。

一個月後,她才發現自己懷瞭日本人的孩子。

於是她喝藥自殺,“隔壁的五嫂救得早瞭”,沒死成。



24歲,放在今天,也就是個大學畢業生的年紀。

正值青春豆蔻,被丈夫誤解、懷瞭日本人的孩子,一輩子就這麼“毀瞭”。



她的故事聽起來很傳奇,但通過老奶奶不太清楚的方言說出,不做作、不煽情,最質樸的話語,道盡瞭一生心酸。

拍攝時,她依靠政府的資助金過生活,每個月90元錢,影片開頭,記錄瞭她走很長的路去縣政府領資助金。

這些年,她吃的最多的是白菜。



他的兒子羅善學看瞭一輩子牛,始終沒有女孩兒願意嫁給她。郭柯問他,以後怎麼辦呢?

他說:“我隻怕躺在床上不能動,沒人喂我一口稀飯,那時我就喝農藥死掉。”

背瞭一輩子“種族異類”的帽子,這也是歷史留下的悲哀。



相比較,韋紹蘭卻很樂觀。

“說到苦,沒有人比我更苦,以前總是砍柴割草賣,眼淚都是往心裡流。”

但問到她今後的打算,她卻說:“沒有想過要死的,這世界紅紅火火的,我要留著命來看。”



拍攝時,韋紹蘭有時會走神兒,有一天看到天下雨,她就突然唱起一首民謠。郭柯找來翻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四句話:

天上落雨路又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憂愁自己解

自流眼淚自抹幹。



老人的樂觀和堅強,很可愛,惹人心疼。

影片最後,韋紹蘭說起自己14歲的時候,隔壁村有個叫“十二爹”的放牛人,她們總是求著他教唱歌,說起這事,她笑的像個孩子。



她覺得自己不比十八歲瞭,現在唱歌不好聽瞭。郭柯再三請求下,她才悠悠地唱瞭起來。

“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

影片就在這歌聲中結束,留下難以忘懷的感動。



郭柯在訪談裡講起一件小事:

一年春節,他們四個人去看望韋紹蘭,給瞭她500塊錢。晚上,她叫郭柯到床上坐,拿出四個紅包說:“過年瞭,拿回去給你們媽媽買糖果吃。”

打開紅包,每個紅包裡是100元錢。

戈爾泰的那首詩這樣說的: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



在中國,《二十二》是第一部允許公映的慰安婦題材影片。

這部影片的意義不能用票房衡量。

老人們對郭柯說:“對你講的這些,記者來瞭都沒有對他們講哦。”這已經是對影片最大的肯定瞭。



我們慶幸這部電影叫註冊商標申請台中《二十二》,據2017年最新的統計,如今這22位老人隻剩下瞭9位。

從三十二到二十二,從二十二到九,再隨著數字地繼續縮減,這段歷史正在慢慢隱沒。



所以感謝郭柯這樣的搶救式記錄,讓“慰安婦”這個詞,從抽象變得具體。

不是書上的幾個字和照片,還有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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