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南
特拉維斯·卡蘭尼克終於殺死瞭自己，在2017年6月13日，一個普通周二的黃昏時分。
經歷兩天前長達六小時的馬拉松式董事會之後，這個40歲的Uber創始人、63億美元身傢的美國科技新貴就清楚，自己已很難再回到CEO的位置上。盡管有關史蒂夫·喬佈斯被蘋果公司董事會驅離11年後光榮歸來的故事，可能會令他產生某些幻想，但以當前的外部輿論以及諸多投資於該打車軟件企業的風險資本態度看，概率接近於“零”。
讓一傢估值高達700億美元卻未出臺具體上市時間表企業的締造者兼CEO此刻離開，並非一個容易做出的決策。不過，趁著事態還未失控，保住各方包括卡蘭尼克本人的既得財富，是一個不錯的理由。畢竟，作為矽谷創新企業“超級投票權”文化的受益人，除非其親自點頭，那些希望通過未來IPO狠狠賺上一票的投資人無法以法律手段逼迫他“自盡”。
半個月前發生在距Uber總部所在地舊金山300公裡外派思弗拉特湖上的悲劇，也為卡蘭尼克離開提供瞭更多人情化色彩。那場突如其來的遊湖沖撞事故中，前者78歲的老母直接身亡，而71歲的父親則有五根肋骨、脊椎骨和一條大腿骨折。本應陪同雙親前往的卡蘭尼克躲過一劫卻也遭受身心重創，以此為理由提出“無限期休假”，自然可以贏得不少同情分。
但所有人都明白，上述名詞創造不過是一個相對體面的說辭，特別是6月12日埃米爾·邁克爾—Uber首席商務官、卡蘭尼克最親近朋友的提前罷免，以及董事會成員、代表得州太平洋台中商標註冊類別(601099,股吧)的大衛·邦德曼因對女性的不正確言論而主動辭職，這隻備受爭議的獨角獸已達到人事地震的高潮。從公關總監、工程高級副總裁到自動駕駛部門、人工智能部門、地圖部門的主管，乃至全球汽車項目和亞洲業務的最高領導，竟然不到半年已有十數位高管甩包袱，那麼由卡蘭尼克本尊來替這隻無頭蒼蠅悲慘的2017年春夏畫上句號，倒也恰當。
權力欲望瘋長
在矽谷，創始人離開不是首例。比如同樣有著神童稱號、14歲就侵入過大通曼哈頓銀行電腦系統的湯姆·安德森，在將MySpace以5.8億美元高價售予默多克新聞集團的4年後毅然主動走人，至於這傢社交網站之後迅速沉淪，早已不在著名攝影發燒友的心中。而安德魯·梅森，團購之父Groupon的創建人，則在公司上市不足一年半之際被開除。三個月—Groupon董事會曾給出三個月的死緩，但一直低迷的股價最終讓梅森在2013年3月1日徹底出局。事實上，在上市時錄得200億美元的最高市值後，這傢公司一直表現不佳。當然，換人未必換刀，目前該公司18.1億美元的市值仍不及高峰期的十分之一。
卡夫卡說，人最大的罪是缺乏耐心。相對於梅森，無論是輿論還是風險投資傢們對卡蘭尼克寬容得多，對兩傢公司的寄望值也完全不同。雖然早在2014年末，《紐約時報》在極力稱贊Uber是一個“美妙的事物”的同時，已對這傢迅速膨脹企業“非友即敵”的企業文化表達瞭某種擔心。
嗯，你可以把某些茅招視作調皮壞男孩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經歷，比如在對台中商標權申請付美國本土第二大同類企業Lyft時，先用對方軟件頻繁叫車再取消。但若是對於不友善的媒體人的私生活展開調查就明顯有些走火入魔瞭。有意味的是，披露上述信息者恰是阿裡亞娜·赫芬頓的合夥人，而後者以頂尖博客網站赫芬頓郵報的創始人抬頭加盟瞭Uber董事會。
“在Uber，病人在管理精神病院，這種局面需要改變，好在還有時間”，顯然外界對於卡蘭尼克破壞性的擔心，並非緣於打車軟件盛行後對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持續沖擊。沒錯，隨著Uber的大行其道，紐約的的士車牌估值從每塊100萬美元銳降40%，在芝加哥，同樣受政府保護的車牌則已隻剩兩成殘值。但美國聯邦第七巡回法庭法官理查德·波斯納堅決支持Uber等互聯網平臺企業不需要接受類似出租車價格監管的判詞，可當作業界主流價值觀的展現：“將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場之外，那麼經濟發展將可能停滯，我們可能不會有出租車，而隻有馬車。”
問題是，過於狼性的文化，比如將公司會議室命名為“戰爭室”，特別是卡蘭尼克似乎隻願獲取顛覆傳統的超額紅利而不肯在一些關系“政治正確”的行事環節和公司治理策略上做絲毫讓步，都加重瞭人們的擔心。如果Uber能仿效谷歌和Facebook—請來在管理上更老到的埃裡克·施密特和雪莉·桑德伯格幫助年輕的創業者們把關，這才是兩全其美。
然而，就像Uber在全球擴張速度一般，卡蘭尼克對於自身權力的保衛欲在野草似瘋長，11人董事會中有四席長期空缺，他本人外加公司聯合創始人加德勒·錢普以及首位CEO瑞恩·格維斯手中握有的超級投票權，註定他們排斥一切不同的選項，因為那可能帶來某種挑戰權力的威脅。
時間無能為力
沒關系，隻要Uber還在迅速成長，估值還在翻倍，就算丟掉瞭獨立發展中國的可能性，但換來滴滴17.7%的投資收益權台中商標申請流程和5.89%的投票權也算不錯。上市並實現價值最大化才是參與這場豪賭的所有人的目標。所以—還有時間。
可所有的時間終於在接踵而來的壞消息面前消耗殆盡。2014年至2017年年中，雖然Uber的市場估值從140億美元上升至700億美元，但全球最大獨角獸企業桂冠卻已戴在螞蟻金服頭上。而單季7億美元的虧損，證明這種共享經濟模式仍沒有找到盈利點。更麻煩的是，紐約、倫敦、香港，一系列的官司中Uber均是投誠一方，Uber司機不斷被各地法律宣佈為“非自雇員工”，而這令Uber公司未來將替近40萬司機購買各類保障權益的險種，公司營運成本勢必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由Lyft領銜的反Uber聯盟不斷發動攻勢，致使Uber在美本土市場份額由90%下降至75%。至於一貫見異思遷的風險資本，現在對於高舉物聯網大旗的共享單車興趣濃厚，曾經的顛覆者Uber已不再專享創新的標簽。
還有更糟的嗎？當然。細心者發現，進入2017年後Uber近乎動輒得咎，公司內部的性騷擾案以及與谷歌公司無人駕駛專利技術糾紛案幾乎被媒體無限放大。原因很簡單，卡蘭尼克與特斯拉汽車的埃隆·馬斯克加入瞭特朗普的商業咨詢委員會。在民主黨大本營的加州尤其是矽谷地帶，這無異是一種“反叛”。作為美國科技創新旗幟人物且受到美國防部特殊關照的馬斯克或許還有丹書鐵券護體，那麼素來與媒體交惡又把柄多多的卡蘭尼克，正好成為“反特朗普情結”的犧牲品。別忘瞭，融資120億美元的他不僅未給投資人帶來回報，反而招致一身蟻。
破鼓從來萬人捶
哪怕卡蘭尼克仍掌控核心股權，但在背後資本力量看來，已到瞭切割的時刻。首先在企業文化上，由美國歷史上首位洲裔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在6月11日的董事會上正式提交瞭13頁共47項建議。核心隻有一個，“去卡蘭尼克”後重構一種多元化相對友善的內外部機制和形象，同時全面改組董事會並加強對Uber高管層的行為監控。不允許公司內部員工戀愛多少有些管得過細，但將會議室從“戰爭室”更名為“和平屋”就著實說明問題。
重要的是，不能允許第二個卡蘭尼克出現。14位現任高管組成的公司管委會將接過權力棒，這種古羅馬元老院式的特別設置將最終角逐出下一位CEO。又或者，直接外部空降。
2017年6月13日，特拉維斯·卡蘭尼克終於殺死瞭自己，在最後時刻，他應當回想起已過世母親早年反復叮囑的一句話：“生活中不隻是關於邏輯、數字和代碼……也關於人，關於愛。”（最新消息顯示，北京時間6月21日中午1時25分，Uber創始人卡蘭尼克正式辭去公司CEO職務）
（責任編輯：何一華 H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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